王毅外长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问题答记者2019-05-08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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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话题:我是汕头大学日籍教授加藤隆则,平成30年日本经历了什么?

加藤教授您好,可否就您的个人所见所闻谈谈平成年间“宽松世代”的现状? 在您看来“宽松世代”是不是真的就像社会舆论上所说的是垮掉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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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关于教育的提问,我分享一下通过自己上学经验和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经验对日本教育问题的看法,包括所谓的“宽松世代”。我有两个90后的女儿都上东京的私立女子中学,它是初中到高中一贯6年的,虽然采纳基督教的教旨,但没有强制性的宗教教育,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也没有制服。当然她们自己选的,但作为父亲我也推荐她们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给她们充分的时间找个终生的好朋友,因为在人生中天真的中学时代很重要,没有考试一直6年学习生活是很难得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涉及到教育体系问题,在东京公立中学的水平不高,而且只追求公平,可以说很官僚,没有核心的教育理念。公平本身好事,但单一的公平反而带来不公平、不公正的效果。比如在教室里老师过渡得考虑所有人的公平,结果往往以最差的学生为标准上课,那忽略真正想学习的同学,甚至会出现拿掉学习热情的危害。宽松本身不坏,激烈的竞争带来的压力也不能忽视,但需要把握分寸。“宽松教育”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掌握分寸而带来的。
在日本社会的公平还有历史的背景。195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 日本社会里出现了中产阶级。在企业的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的保障下, 大部分的日本国民坚信:只要辛辛苦苦干,生活肯定会好起来。很多从农村出来没上过大学的人,只要在公司里好好干,也能当上管理人员。据政府实施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表明: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已达“中等”的人,1958年还是37.0%,而到1973年已上升到61.3%。这个数字加上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已进入“中下”的人,共占日本国民的总人口的80%以上, 正如这个时代诞生的流行语所显示的,这是个“一亿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人们的追求,主要在消费生活上,基本一致,可以说普遍了平均化的情况,这就是“公平”的根源。
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呈负增长,于是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学生就业难,企业裁员,中·高龄人员自杀激增等问题,“一亿人口中产阶级化”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并加剧了社会差距的现象。据2004年实施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认为自己处于“中等生活水平”的人数已下降到52.8%.另据政府推算,既没有上学,也没有就业,又也没有接受职业训练的年轻人,即所谓的“啃老族(NEET)”已达到64万人;而没有正式就业,只以打零工来维持生计的“飞特族(FREETER)”更是超过了200万人。当时有一本书《下层社会》(作者:三浦展)成了畅销书,说明已经开始社会分层化。也就是说,过于公平的教育体系也应该按时代的变化要调整,但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僚主义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导致了对宝贵年轻世代的损害,在这一点官员的责任重于泰山。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形式主义的危害那么厉害,给后代留下深刻的教训。

原话题:我是野生动物摄影师初雯雯,关于濒危野生动物的生存现状,问吧!

怎么进入这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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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他在山东大学本科、硕士毕业之后自愿来到新疆,因为他想要保护的物种:蒙新河狸,仅分布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乌伦古河流域。他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就背着我出野外,他工作,我就趴在他背上看;后来在我会写数字的时候,六七岁左右吧,他就给我GPS,给我一个调查本,教会我记录经纬度、海拔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数据;我上学的每一个假期,不论长短,都是在野外度过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识到了许多野生动物,也学习到了很多方法,在我七岁那年,我父亲送了我我第一个相机,从那时候,我就在看到野生动物的时候把它们拍下来,一点又一点的积累。

原话题:我是植物学博士飞雪之灵,飞絮背后有哪些植物学知识,问我吧!

对人体有什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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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比较烦人,有时候飘到眼睛和鼻子里面比较难受,对于少部分人群来说有致敏的可能性。此外在社会上的最大问题是易于引起火灾。

原话题:我是植物学博士飞雪之灵,飞絮背后有哪些植物学知识,问我吧!

为什么还要种这些有絮的树种,种些银杏,香樟不挺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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